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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20-01-27 19:53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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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在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提出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框架上,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在货币—信用经济的框架内发展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是“特殊的”。“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理论分析,如果不考虑货币的特殊性,以及货币在时间上赖以发生作用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是干枯的”(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5页)。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历史时间中的不确定性”。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和历史的时间中,决策是事先作出的,结果是事后得到的。正是资本主义对不确定性的反应造成了货币的特殊属性:

  货币的第一个特性是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它来自于利息率未来趋势的不确定性。

  货币的第二个特性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功能。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分歧,可以从对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加以区分的做法上反映出来。不动产不具有流动性,不能作为财富的贮藏手段;也不存在很高的替代弹性。因此,货币和准货币的这种特性,才使得货币供给的收入流通速度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因素;通过金融创新,使得“一般流动性”状况,而非狭义的货币供给概念,成为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对于货币供给,不管怎样下定义,必定成为内生的了。

  货币的第三个特性是它使货币债务成为可能。金融合同不同于涉及产品和投入价格的远期合同,它把债权人与债务人联系在一起。明斯基(1982)将企业、家庭和政府对融资的态度分成三种类型:套头交易(hedge)、投机(speculative)和负债(ponzi)融资。简言之,债权人放弃了以货币形式的潜在购买力以换取或许能(或不能)在将来实现的收入流量。这样产生的债务的信用状况,取决于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保证金融承诺的有效性。每一种借款人都有一种主要的现金来源,对家庭来说是工资收入,对政府来说是税收,对非金融公司,是预期总利润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而对金融公司,则“是从所拥有的合同中得到的现金”。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货币经济的稳定性,决定于这三种融资类型的混合状况和融资方法沿这一融资“光谱”移动的状况。例如,为了抑制物价的普遍上涨,中央银行把货币政策目标由控制利率(联邦基金)转向控制货币基础(非借入准备金),这就可能导致各种利率的大幅度上涨,进而导致套头交易融资转入投机融资,投机融资转入负债融资。牛魔王四肖选一肖在伦敦举行的“小妇人”摄。或者如果来自体系外部的重大冲击(如石油危机)诱发了严重的衰退,即使利率不变,预期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也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由于总的支付义务超过了预期的总的现金流量,经济的整个债务结构是难以支持的。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由债务导致的经济紧缩,而这又将导致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现象的大量涌现。阿飞图库,据此,“货币不仅仅是使需要的双重吻合(在新古典主义的物物交换经济中),不再是成交的必要条件的一种通用的配给凭证,而且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为资本资产的地位融资的一种特殊债券”(明斯基,1982)。

  与此相对照,新古典理论所研究的东西实质上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运行的物物交换经济。如果有货币的话,货币也是事后引进的,就象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哪”,或者象弗里德曼所喜欢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下来的,或者,它以作为计价物的某种商品或以金属货币的形式出现。对于货币商品来说,存在着一个货币生产函数,它对需求增长的反应取决于它的以产品计的供给弹性的性质。新古典理论并没有提出一个与经济的真实部门相互作用的货币体系。货币的引入往往是以货币数量论的形式出现;在这个理论中,货币供应量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地决定的。从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被认为仅仅能够影响物价水平,而对实际产出和就业并不能产生持久的作用——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下它们是静止的。而在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不具有生产意义上的供给函数。存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货币供应量主要取决于银行贷款的净额。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在不确定条件下运行的经济中情况尤为如此。不仅如此,企业家和家庭是根据以货币标名的契约承担义务的。因此,货币制度在信用经济的运行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理解货币—信用经济的运转,对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是关键性的。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分析框架是由明斯基(1975、1978)、戴维森(1978)和罗西姆(1981)建立的。它强调货币—信贷流量从银行体系向经济中的企业部门的流动;或者同传统教科书的表述相反,因果关系是从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指向负债方,即银行首先发放信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便在资产负债表的右端自动创造了活期存款。罗斯艾斯(1986)认为,“这种观点同凯恩斯的《货币论》而不是《通论》中阐述流动偏好理论的证券—资产法更为一致。”(同上)。实际上,这种货币的“内生性”观点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的反金块本位主义者和银行学派(见奥布赖恩,1975),他们强调“真实票据原则”(最近此观点由戴维森复兴,1989)及与数量论相反的因果关系。

  米尔达尔1932年出版的《货币均衡》(1939)中清楚地复活了银行的“银行学派原则”并明确改变因果关系箭头方向。其贡献主要是认为 V是变化的,因果关系由P(或Y)指向M; 处于时间中的信贷合同是任何物价水平理论的中心,因为“信贷构成了支付手段总量的主要部分,或至少决定了流通速度”; 明确提出货币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的相互依赖性并进而否认后者的外生性。

  50年代末期起,拉德克利夫报告中“一般流动性”命题(1959)的提出、格利和肖(1960)和托宾的“新观点”(1967)被认为是内生货币思想复兴的开始(参见宁咏,1999)。拉德克利夫委员会(1959)和卡尔多在英国议会的证词表明,货币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能获得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格利和肖(1960)[64]、托宾(1967)则从反面提供材料,力图证明政府等外生力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主要是独立于外在控制的经济过程内部活动的结果。

  格利和肖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示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中的作用。格利和肖认为,战后经济情况的根本变化之一就是金融当局直接统治之外的非货币金融中介机构的急速成长,无论货币机构或非货币的金融中介机构,都能创造金融债权,它们都可以根据持有的某类资产而创造出成倍的特定负债,创造可贷资金,引起超额货币量,并产生大于事先储蓄的超额事先投资。由于货币当局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弱化了货币当局对信用从而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格利,1960;格利和肖1979)。

  托宾(1967)继承和发展了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格利和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金融制度下,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区别,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使单纯的货币数量变动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可能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变动的主要因素,更不可能是唯一因素,人们的注意力已从货币的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转向全部资产的供求上;同时,人们也从单纯重视商业银行的作用转向所有金融机构在货币供给过程中的作用。托宾认为,“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同时满足两类个人或厂商的资产偏好,一类是借入方,他们不受其净财富数量限制地扩展包括存款、房地产、机器和设备在内的实物资产的规模;另一类是借出方,他们希望能够将其财富以货币价值稳定、拖欠风险小的资产形式保存起来”。对于公众来说,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取决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从而货币的供求不仅取决于货币的成本和收益,还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说,人们对任何资产(包括对货币的需求),不仅仅取决于一种利息率,而取决于多种利息率及其比较,也就是取决于相对利息率,即各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托宾认为,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不能单纯从中央银行角度研究货币数量的决定。也就是说,如果要对货币的需求发生影响,或者说,如果要对利息率的变动发生影响,那么不能仅仅着眼于对货币数量进行调节,而且也不单纯是银行机构的任务。重要的是,应当把货币问题同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考察,进而研究资本理论,研究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把货币理论的研究扩展为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托宾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货币乘数理论,认为这种存款创造过程描述为一个拘泥于银行准备金的机械的乘数过程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应该是一个反映银行与其他私人单位的经济行为的内生过程。托宾考察了存款—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情况,指出这两个比率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 ,从而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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